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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說紀曉嵐生活時代的乾嘉學派

發布日期:2017/10/18 15:00:05 訪問次數:2566

■ 李興昌


摘 要:乾隆、嘉慶兩朝考證學大興,蔚然而成乾嘉學術流派。很多乾嘉學派的學者、官員參與了《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紀曉嵐因其特殊地位,不可能成為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但他為乾嘉學派做了很大貢獻,乾嘉學派也影響了《四庫全書》的編纂風格。

之所以提出這一命題,主要是提示紀曉嵐文化研究者或者文史愛好者,對紀曉嵐為文治學的語境予以考究,使我們更加清楚地了解紀曉嵐所處時代的學術思想、治學方法和各學術流派對紀曉嵐有什么影響以及紀曉嵐對當時主要學術流派發揮了什么作用。本文就此,做一淺顯的論述。

一 乾嘉學派概覽

乾嘉學派亦稱乾嘉考據學或乾嘉樸學、乾嘉漢學,是足以反映清代學術思想特征的主要流派。在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它與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等各歷史時期的學術思潮、學術流派一樣,具有其特定的內涵和范疇。

乾嘉學派歷乾隆、嘉慶兩朝至道光中葉百余年,以考據為主要治學方法,以古典經史文集為研究對象。之所以產生并形成乾嘉學派是由這一歷史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中國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清朝的建立帶來中國民眾在認識觀念上的裂變,出現了所謂公眾話語和私人話語的不同語境,即在不同的社會場合表達不同的話語內容。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廣大官員和士人在所有公開的場合,要在“程朱理學”的語境下說話;在私人場合,反而對“程朱理學”提出質疑和批判,旨在尋求符合自己內心所要說的話語。這是因為,清朝統一中國后,為了鞏固穩定自己的統治權,進一步緩解民族矛盾,清統治者加快漢化步伐,極力提倡傳統的道德觀念倫理法則以便更有效地籠絡漢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因而,清統治者在思想觀念上,仍以“程朱理學”為主流思想,試圖構建清朝政治思想世界的同一性。但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主張“對程朱理學予以批判”的學術思潮已經影響了當時的社會思想觀念,一部分知識分子對顧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思想觀念表示支持,形成了社會的非主流思想,與官方思想觀念存在一定的矛盾。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這些非主流的思想觀念常常受到正統思想的撻伐和排擠。這種思想領域的矛盾狀況導致了公眾話語和私人話語的背離。使人感到,在彼此交往中,公眾話語虛偽,私人話語比較真實。

很顯然,在官方統治的語境下,知識階層為了保護自己,當面只能滿口“程朱理學”,私下思想可以自由一些。一大批學者因對“程朱理學”的反思和批判,私下則對古文經典下功夫考據,從中尋求支持自己思想觀念正確的依據,為乾嘉學派及學術的產生創造了思想條件。乾隆皇帝崇獎經學為知識分子考據古文經典,提供了最大的精神動力。封建社會“學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乾隆皇帝好之,臣子無不趨從,為乾嘉學派的發展提供了社會條件。。

乾隆皇帝崇尚經學的目的之一是他實踐其父祖兩輩的未竟之志。清初,在日趨高漲的“以經學濟理學之窮”的呼聲下,康熙后期表彰朱子學,就已經顯示了融理學于經學之中的發展趨勢。清圣祖康熙即說:“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彼鞔_昭示子孫:“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碧岢耙越泴W為治法”的一代家法。(上見《清圣祖實錄》)雍正當政,為時較短,崇尚經學的文化舉措未及實施,即過早地去世。乾隆皇帝即位后,清朝經過前兩代皇帝的經營,整個社會經濟富庶,政局穩定為乾隆皇帝在加強文化思想建設和統治創造了物質和精神基礎。乾隆皇帝創新制定了一系列的崇經政策,為清朝學界對經學的研究和批判提供了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

乾隆元年四月,乾隆皇帝重申:“首重經學”的一代家法,命廣布圣祖時期官修諸經解,以經學考試生員。其后,在策試天下貢士時指出“夫政事與學問非二途,稽古與通今乃一致?!辈⒄咽咎煜率孔樱骸皩⒂麨榱汲?,舍窮經無他術?!碧貏e是,乾隆十二年,清朝廷重刻《十三經注疏》,乾隆特為撰序刊行,向學術界發出“篤志研經,敦崇實學”的號召。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他有感于江南經學稽古之風的濃厚,而宣稱,“經術昌明,無過今日?!辈闹羞x拔重用經學名儒。乾隆皇帝的崇獎經學,在一定程度上對知識分子探究古文經典起到了助推作用。

乾隆皇帝在崇獎經學的同時,實行思想文化專制大興文字獄,其用意在于借機使廣大的讀書人都統一到皇帝允許存有的思想上來,以更好地為自己效命。因而,即便是對古文經典的考證,凡出現了有礙清朝統治的言論,都要被治罪,加以打擊。

乾隆皇帝的上述思想文化政策,一方面,為廣大的讀書人提供了研究經學的有力條件,另一方面,清統治者清廷以此打擊了一大批所謂清朝思想文化的異已,阻礙和鉗制了思想文化的發展。在古文經典的考據方面,很多知識分子為了保護自己,只限于以考據而考據,使考據學的研究范圍和思路非常狹窄。

從個人角度,當時的一批學者士人試圖重建自己所希望的思想體系,不滿足于占主導地位教條式的“程朱理學”,在其思想深處有對人性人情的思考,而這些關于人性、人情的主張與“程朱理學”的要求相矛盾。社會現實中要重建一種新的思想體系,這些學者士子不得不尋找支持自己主張觀點的依據。他們認為古之圣賢和古之經典,那里邊有自己需要的東西。他們認為占主導地位的“程朱理學”因注重心性抽象議論,距古文經典甚遠,其對古文經典的訓詁考據不足為信。而久遠的古典文獻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所以他們以考據漢代以前古典經文注說等文獻為己任,試圖建立起真正被社會所認可的思想體系(筆者注:這里有些西方文藝復興時的特點,可惜歷史的結局相異)。正如嘉慶三年,焦循致王引之的信中所言:以時代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孔。

這些乾嘉時期的學者士子在考據之前就對自己的學問做了一種預設,自信自己能在古之圣賢,古之經典那里尋找到為自己立論的依據。他們以輯佚、辯偽、注釋古典文獻為線索,借助文字、音韻、訓詁的具體方法解經說文,著書立說。在長期的考據過程中,他們秉承漢儒訓詁,考證的治學方法,文風簡潔樸實,重證據少望文生義的治學精神,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無論在經學、史學、音韻、文字、訓詁,還是金石、地理、天文、歷法、數數等方面都取得了當時學術的最好成就。乾嘉學派平實嚴謹的學風得到社會的肯定,他們堅持:立義必憑證據,援據以古為尚,孤證不為定說,隱匿或曲解證據為不德,剽襲舊說為不德,文體貴樸實簡潔,辯詰不避本師不出本題,詞旨務篤實溫厚。

乾嘉學派所處的歷史時期決定了其學術價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表現在其學術思想大多脫離實際,煩瑣細碎,具有存古薄今,舍本求末的傾向。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乾嘉學派逐漸失去存在的土壤,成為思想文化歷史中的一粒塵埃。學術大師梁啟超分析了乾嘉學派衰微的原因,他說:從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看,清代考據學的衰微有三種原因,其一、考據學之研究方法雖甚精善,其研究范圍卻甚拘迂。許多問題經大師闡述之后,余下的皆為細枝末節問題,不易出現巨大成就。其二、受生物的周期率影響。當清學成為“學閥”之后,在思想界形成了“漢學專制”的局面,使人生厭。其三、清學家教人以尊古,又教人以善疑。這種內在矛盾導致學派內部的異軍突起而致舊的學派衰微。從外部社會原因看,嘉慶、道光以后,專制政治局面有所松弛,人心獲得解放,人們已經預感到社會的危機將至,故起而批評漢學于經世無用;再者、清學發源地江浙一帶,咸豐、同治大亂以后,古典文獻受到損毀,學者亦流徙他方;最后、鴉片戰爭后,新的民族矛盾激化,現實政治的憂患使學者將目光轉向了現實。再加上海禁解開之后,西學大量輸入,追求新知之欲壓倒了對舊學的興趣。凡此種種外緣,皆促使了清代考據學的解體。

二 乾嘉學派與編纂《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與乾嘉學派密切相關。乾嘉學派的一大批學者、官員參與了《四庫全書》的整理編纂工作,其學風文風對《四庫全書》的編纂體例和風格具有一定的影響,《四庫全書》及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保存了乾嘉學派及其學術成果,為研究乾嘉學派及其學術提供了充分的基礎。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展開,這就是編纂《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

纂修《四庫全書》具有宏闊的文化背景。它既反映了整理古代典籍、總結傳統學術的時代要求,又蘊含著乾隆皇帝標榜文治強盛、強化思想文化專制統治的意圖。

早在乾隆初年,山東學者周永年著《儒藏說》,大聲疾呼收藏儒家經典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周永年的建議,得到學術界的廣泛響應。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借乾隆下詔訪求書籍之機,提出搜訪校錄書籍的四條建議。朱筠的建議大為乾隆帝贊同,這位自以為創造了“十全武功”的“十全老人”雄心勃勃,不僅希望在武功上超越乃祖乃父,而且特別期望以顯赫文治之功超越前代的帝王。

乾隆皇帝以極大的熱情下令開館,將《永樂大典》“祥加別擇??薄?,“擇其醇備者付梓流傳,余亦錄存匯輯,與各省所集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統按經、史、子、集編定目錄,命為《四庫全書》,俾古今圖籍薈萃無遺,永昭藝林盛軌?!弊裾涨〉壑甘?,《四庫全書》館(簡稱為四庫館) 在京城東安門外玉河西岸的翰林院內宣告成立。它東與“清秘堂”相對,鄰近后堂的藏書庫,東南院中是一泓池水,亭臺相映,布局古樸清雅。

《四庫全書》的纂修是一項龐大的文化工程,它不僅需要周密的組織與籌劃,以保證纂修機構的運行有條不紊,而且需要具有相當學術水平和眼力的學者在其中發揮“斟酌綜核”的軸心作用,以保證編纂《四庫全書》的高質量。劉統勛當時以東閣大學士之職擔綱選派翰林院官參與《四庫全書》纂修。劉統勛曾經在順天鄉試中錄取紀昀為第一名,對紀昀的博識多才有深切了解,在推選四庫館人員時,“首薦”紀昀為總辦,乾隆帝欣然首肯。

總辦亦即總纂修(總纂官),是四庫館中極為重要的角色??傋牍俚娜蝿談t是總攬全局,于“繁簡不一,條例紛繁”之中,“斟酌綜核”,“撮舉大綱”,其任務頗為重大。

龐大的四庫館是乾隆時期第一流學者薈萃之處,紀昀曾稱:“時館閣英俊預是選,咸踔厲風發,挺然有以自見?!薄爸軙?、戴東原、余秋室,皆以余薦修《四庫全書》入翰林院?!币勒铡端膸烊珪返木幾氤绦?,纂修官首先對各類書籍(《永樂大典》中的佚書、內府書籍、各省進呈及私人進獻書) 加以初步清理、甄別(敕撰各書則大多直接發繕),繼之進行詳細考訂校閱(由版本鑒別到辨偽證訛),隨后為其經手的每種書籍撰出提要初稿,敘述作者的生平事跡、本書大要以及該書在學術上的是非得失,并注明應刻、應抄或應存的處理意見,集中送到總纂官紀昀和陸錫熊處。

紀昀和陸錫熊的工作大體可分為三個步驟。首先,根據纂修官提出的“應刊刻”、“應鈔錄”、“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見,檢閱原書,決定各書的錄存與否。如果紀、陸二人認為纂修官的意見不盡合理,便毫不客氣地予以否定。甄別取舍的工作告一段落后,紀昀和陸錫熊將去取留舍的最后意見呈交乾隆帝審批決定。經皇帝審閱后決定收錄的書,交武英殿的繕書處抄寫,總纂官則進而對入選的各篇提要逐一進行認真細致的修訂,從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跡,到著作的內容大旨、長短得失,乃至別本異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原撰稿的基礎上,或增或刪,或分或合,反復予以修改。就連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潤飾。在完成考核審定提要的工作后,紀、陸二人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例,通盤籌劃,把各篇提要排纂成編,構成要言不煩、前后有機呼應的《四庫全書總目》。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庫全書》終于完成,全書以色分部:“經部用青色絹,史部用赤色絹,子部用月白色絹,集部用灰黑色絹”,以楠木匣為函套,庋置宮中文華殿后的文淵閣。四庫館的學者們此時無不歡欣鼓舞。以全部心力編纂《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的紀昀更是激情澎湃洶涌,他“振筆疾書,一氣呵成”,寫成文采飛揚、詞藻華麗、“條分縷析,纖悉具備”的《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同館爭先快睹,莫不嘆服”?!翱偲涫抡?,復令陸耳山副憲、吳稷堂學士合撰一表”,屬紀昀“代為潤色”,“改就,終不愜意,仍索此表,書兩人銜名以進”。但乾隆帝一閱之下,便斷定“此表必系紀某所撰,遂特加賞一份,咸驚睿智之如神也?!边@篇《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被收入《四庫全書》卷首,成為“集中第一篇大文字”,它凝結著紀昀十年的心血和歡欣。

在《四庫全書》編纂的巨大文化工程中,紀昀不僅以總纂官之職,對于全書“詳檢確核”,通盤排纂,而且根據乾隆帝指示,完成了《歷代職官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著作。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以武英殿刊版發行的《總目》,更是他“殫十年之力”、傾盡全身心血的重要著作。

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在纂修官所撰各篇提要的基礎之上,筆削考校,或增刪、或分合,字斟句酌,再三潤飾,終成《總目》二百卷。

《總目》的宏制巨篇凝聚著眾多纂修官的智慧和心血。如時任纂修官的戴震自四十三歲起便開始研究《水經注》,直到五十二歲時才完成《水經注》的校訂工作,前后歷時近十年,由他撰寫的《水經注》提要自然具有較重分量。再如四庫館的分纂官中,邵晉涵長于史學,周永年對子學素有研究,翁方綱經學與金石之學皆有成就。他們撰寫的有關方面提要無疑根底深厚。分纂官的工作為《總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總目》是中國古代規模最為宏大,體制最為完善,編制最為出色的一部目錄書。它一經問世,便引起同時代和后世學子的注目與推揚。自《總目》出,不少目錄學家把它奉為楷模加以仿效?!犊偰俊凡粌H以分類體系和編寫提要方式影響藏書家和目錄學家,而且以它對中國古代學術源流及歷代著作要旨的概評,指示著士子讀書、研究的方向。龔自珍稱他讀《總目》是“平生為目錄之學之始”。張之洞在《輶軒語》中向讀書士子們宣傳:“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庇终f:“《四庫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薄犊偰俊返木幾胪瑯邮且豁椌哂小澳康娜∠颉被颉皟r值取向”創作主體的文化實踐活動,從這項實踐活動中產生出來的作品理所當然地打上創作主體的精神印記,具有相當的歷史文化品性。

《總目》的編纂,實質上是編著者對相關圖書資料的再認識和評價,凝聚著編著者的才識和智慧。因而,可以說《總目》對乾隆以前萬余種典籍的大規模評判,蘊藏著具有當時社會所需要的鮮明的價值取向。

需要指出的是,參與編纂《總目》的纂修官與“一手勒定”《總目》的紀昀不同于一般社會成員。作為一個民族、時代的精神文化創造者,他們具有優良的文化素質和文化修養。與一般社會成員相比較,他們要更充分、更集中地體現所屬民族和時代的思想情緒和文化精神。因此,當紀昀和他的同僚對自己所掌握的感性材料進行選擇和加工之時,不僅自身的政治主張和學術見解必然輸入《總目》之中,大量的為他們所沒意識或未充分意識到的潛意識也在不知不覺中滲入他們的制作品,而這些未知的、深層的心理機制和意識潛能,乃是長期社會實踐和歷史積淀的結果。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紀曉嵐因為在四庫館中特殊的身份地位,決定著他必須具備把這些學者、館臣凝聚起來從而順利完成編書任務的工作能力和威信,同時具有超群的學術功底,《四庫全書》的編纂成功充分證實了紀曉嵐的為人、為官、為文的超凡水平,一代文宗非他莫屬。

在《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當時一批享譽文名的官員、學者都在四庫館工作,如翁方綱、戴震、朱筠、錢大昕等。乾嘉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戴震參與了對古典文籍的搜佚、辨偽、考證以及書寫古文典籍提要初稿的工作,為紀曉嵐總撰《四庫全書總目》及《提要》打下了堅實基礎。在很大程度上,乾嘉學派的文風學風影響了《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撰風格。因此,有學者提出了《四庫全書總目》即是乾嘉學派的

代表作品的觀點。對此,筆者認為,因為在四庫館內參與編撰工作的學者、館臣并非清一色的乾嘉學派的學者、館臣,在四庫館內部還有學術主張的不同,甚至爭議。所以,《四庫全書總目》表面上看,乾嘉學派的元素居多,但,不能就此把《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特點就說成唯乾嘉學派是論。對《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特點的評價只能從當時乾嘉學派所依存的社會學因素考慮,可以稱《四庫全書總目》從廣義上反映了乾嘉學派的主要學術特點。

為了能順利完成編纂《四庫全書》的皇命,紀曉嵐身為總纂官,其學術態度、傾向具有引導作用,所以,他絕不能像普通的學者、館臣那樣隨意表現出自己的個人好惡和鮮明的觀點,而只能對持有不同學術主張的學者、館臣包容、團結,不臧此否彼,稍有不慎,將影響到編纂團隊的工作精神和關系。即便如此,這些館臣和學者仍有不少的學術之爭發生。如,乾隆四十年五月,戴震入翰林院為庶吉士,他主張的學術觀點,引起其他人的不同見解,先后與蔣士銓,錢載發生爭執。尤其是錢載,在士林,錢載是當時被公認的儒學能臣,錢載極力與戴辯論,雙方觀點辯論得不可開交,成為一樁學術公案。翁方綱是他們二人發生爭議時的見證人之一,就此,翁曾致信另一儒學能臣程晉芳,以期調停二家爭議。翁在信中寫道,昨籜石與東原議論相抵,皆未免于過激,戴東原新入詞館,斥罷前輩,亦籜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無實據耳?;X石謂東原破碎大道,籜石蓋不知考證之學,此不能折服東原也。訓詁名物,豈可目為破碎?學者正宜細究考訂詁訓,然后能講義理也。宋儒持其義理明白,遂輕忽《爾雅》《說文》,不幾漸流于空談耶?況宋儒每有執后世文字習用之義,輒定為詁訓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也。今日錢、戴二君之爭辯,雖詞皆過激,究必東原說為正也。然二君皆為時所稱,我輩當出一言持平,使學者無歧惑焉?!保ㄒ娢谭骄V《復初齋文集》卷7)

翁方綱的愿望非常好,但并未因他的努力周旋而消弭二人的爭論。即使戴震去世二十余年后,章學誠又借此舊事重提:戴東原嘗于筵間偶議秀水朱氏,籜石宗伯至于終身切齒,可為寒心?!魇现馇旋X,即在口談?!?

試想,作為總纂官的紀曉嵐果有傾向某一個人或某一學術派別,還不爭翻了天,編書成功談何容易。

受當時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紀曉嵐治學態度以和為主,對各種思想觀念、學術觀點采取兼容并蓄、包容并存,各取其長的治學觀,力戒門戶之見。

對待漢儒和宋儒,是當時官場學界的兩個學術陳地,如前所述,乾嘉學派力挺漢學,唯漢學為圭臬,而宋儒似乎“偽儒學”不足信。支持宋儒的則以義理為主,支持對經學的研究可以發揮個人的想象予以解儒。

紀曉嵐雖主張考據,但其學術態度比較科學、理性,他對漢儒和宋儒的評價不是非此即彼,而對漢宋儒學做公允的評價。他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中指出,夫漢學具有根底,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在《閱微草堂筆記》卷一中又進一步指出,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渡袝贰度Y》《三傳》《毛詩》《爾雅》諸注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墩撜Z》《孟子》宋儒積一生經歷,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自由。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于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于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所以,他在《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經部《四書集注》條得出結論: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

儒。

在對漢宋儒學的比較中,紀曉嵐在于倡導治學,應兼采漢宋學之長,消除門戶之見。正如其在《四庫全書總目》之《經部總敘》中希望的那樣: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

又如對《易》的看法,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六中指出:圣人作《易》,言人事也,非言天道也,為眾人言也,非為圣人言也。圣人以陰陽之消長,示人事之進退,俾知趨避而已,此儒家之本旨也。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見智見仁,理原一貫,后人忘其本始,反以旁義為正宗,是圣人作《易》,但為一二上智設,非千萬世垂教之書,千萬人共喻之理矣。經者常也,言常道也,經者徑也,言人所其由也。曾是六經之首,而詭秘其說,使人不可解乎。意在指明,《易》說的是人事,而非天道。圣人用陰陽之消長盛衰,來體現人事的進展或失利,以使人們能夠明確取避?!兑住穬热輳V闊,無所不有,各家有各家的解釋,義理與原理應為一致。但是后人漸漸忘其原理,反而以義理為正宗。把“易”作為經,也就把易作為常道,人們應該按一定的常規辦事。把易神秘化的作法并不可取。

綜上所述,紀曉嵐生活的時代,封建社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均發展到一定高度,國家社會有條件對古典文化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總結。在對古典文化的總結過程中,必然產生對古典文化的態度和評價,各種治學觀點應運而生,而乾嘉學派是影響比較大的一派。紀曉嵐因為領纂《四庫全書》,時刻與各種學派打交道。紀曉嵐與乾嘉學派有密切的關系,但他絕不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由特定的身份決定,紀曉嵐只能站在封建傳統文化立場上代表正統思想,對古典文化進行以整理、保存、完善,進而更加有利于封建統治為目標的總結。

在研究乾嘉學派學術觀點治學方法的同時,我們應將乾嘉學派與乾嘉學術區分開來,二者不能等同。二者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乾嘉學術泛指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術,涵蓋了這一歷史時期的各種學術思潮與學術流派,當然包括乾嘉學派在內。而乾嘉學派專指由文字、音韻、訓詁入手,以長于考據的方法,進行名物、訓詁、??苯浭返浼膶W術流派。因而并非乾嘉時期的學術或文人學者都屬于乾嘉學派。

三 乾嘉學派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乾嘉學派的學者眾多,著作頗豐。這里簡要介紹兩位最主要的代表,吳派代表人物惠棟和皖派代表人物戴震。

在學術追求和治學方法以及治學目的上,兩派既有很多共性,又有一定的區別。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風是,搜集漢儒經說,對其加以疏理明證,倡導“唯漢是信”。一味推崇漢氏經說,以漢代經學為研究對象,重視名物訓詁,典章制度的考證,凡屬漢學就一概予以采納而加以注說,輕視以經說道。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重視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中的名物制度的考證。此派特點是從音韻、小學(即文字學)入手,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的內容和含義,以語言文字學為治經的途徑。他們在文字、音韻等方面的研究作出了貢獻,同時主張“以字通詞,以詞通道”來尋求道學的依據,為我所用。

惠棟,字定宇,號松崖,江蘇吳縣人,生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輻澮患?,四世傳經,其曾祖父有聲、祖父周惕、父士奇宣揚彰表漢《易》?;輻澯资芡ビ?,繼承父祖未竟之志治《易》學,原以為王弼易興而漢易亡,后有幸見李鼎祚所著《周易集解》,便從《周易集解》入手,挖掘漢易,于乾隆九年(1744)撰成《易漢學》,旨在梳理漢易學源流。同年鄉試落第后,即教授門徒,專意撰著。所撰《古文尚書考》、承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后,進一步考辯梅賾《古文尚書》之偽。乾隆十四年(1749),開始《周易術》的撰寫。翌年,為兩江總督黃廷桂、陜甘總督尹繼善聯名薦牘,對此他激動不已,在致尹繼善信中闡述自己復興漢學的緣由:“棟四世咸通漢學,以漢猶近古,去圣未遠故也?!对姟贰抖Y》毛、鄭,《公羊》何休,傳注具存,《尚書》《左傳》偽孔氏全采馬、王,杜元凱根本賈、服,唯《周易》一經,漢學全非?!睗撗卸嗄?,使悟得“潔靜精微之旨,子游《禮運》,子思《中庸》,純是易理。乃知師法家傳,淵源有自”。(見惠棟《松崖文鈔》卷1)乾隆十六年(1751),惠棟經學制科受挫后并沒有一蹶不振,而是繼續從事經學研究。乾隆十九年(1754),應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聘,惠棟作幕盧府。此間除著書立說外,還結交南北名儒。尤其與戴震相交,使其經學思想經戴震播揚光大,在學術界產生深刻影響?;輻澩砟觌m疾仍盡心撰著,本打算完成《周易述》,可惜病情愈重,未能寫完,臨終前他向二子承緒、承萼說,平生精力盡于此書,惜天不假年,未能卒業,十分遺憾,希望他們抄錄此書,妥善保存,毋使其失?;輻濍m赍志而歿,但恢復漢易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釀成一股學術新思潮,功不可沒。

惠棟終其一生致力于復興漢學,其原因是:“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并行。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辯,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保ㄒ娀輻潯毒沤浌帕x》)他復興漢學又是以復興漢易為先導的,也就是說復興漢易是其復興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之所以復興漢易,同樣是因為漢易近于《周易》本來面貌,且有師法家法承傳。相比較而言,宋易尤其是其中的圖書先天太極之說,已雜糅佛道方外,非《周易》本來面目。因此還原《周易》就必須抑宋易揚漢易。

惠棟為抑宋儒易學。首先,駁河圖洛書之說。眾所周知,在易學史上,宋人系統地以河圖和洛書附會于《易》,尤其是朱熹著《周易本義》列河圖洛書于書前,對元明易學影響巨大,《周易》中的河圖洛書說似乎成了定論。清初,在對宋明理學的疏理之中,顧炎武、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等人給予全面批判與考辨,使宋易河圖洛書之說受到沉重打擊?;輻澅写孙L,進一步對宋易圖書之學展開批駁。他引鄭玄注加以解釋說:“河圖、洛書為帝王受命之符,圣人則象天地以順人情,故體信以達順而致太平,為既濟定也?!保ㄒ娀輻潯吨芤资觥罚┖勇逯皇堑弁跏苊?,并非宋易所說的十河九洛之說,因此,注《系辭》“天地之數”章,取虞翻、鄭玄注,不以其為河洛之本?;輻澰凇兑诐h學》中認為,“九宮之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北九南、三東七西、四東南六西北、二西南八東北、五居中,方位與《說卦》同?!肚彾取匪^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以五乘十,即大衍之數,劉牧謂之河圖。阮逸撰《洞極經》,以此為洛書,而取揚雄一六相守,二七為朋之說,以為河圖。鄭康成注大衍之數云以為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陽無偶,陰無妃,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虞仲翔注亦云,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鄭玄、虞翻之說皆與河圖相合。然康成、仲翔未嘗指此為河圖,則造此圖以為伏羲時所出者,妄也?;妇健缎抡摗吩唬汉訄D洛書,但有征兆,而不可知。乃知漢以來并未有圖書之象。夫子曰:河不出圖,東序河圖,后人安得見之。雖先儒皆信其說,吾不敢附和也?!保ㄒ娀輻潯兑诐h學》)

其次,辨先天后天?;輻澰涓富菔科妗兑渍f》認為,道家所創先天、后天圖,以先天為伏羲卦,后天為文王卦,有悖于易理。在他看來,圣人作八卦,所以奉天時,而道家創為先天之學,作先天八卦位,假托之伏羲,甚為妄誕。所為先天者,指“兩儀未判,四象未形,八卦何從生?”而“天地定位,乾坤始作,六子乃索,八卦相錯,陰陽交感,山澤氣通,水火雷風,各建其功?!保ㄒ娀輻潯兑诐h學》)“天地定位”以下明明是后天,如何指是為先天。他依漢易解釋《說卦》文,排斥圖書學和先后天易學,也是對宋易中象數之學的否定。

惠棟追本溯源,對宋易圖書先天之學的本質及根源進行辨析,他寫道:“道教莫盛于宋,故希夷之圖,康節之易,元公之太極,皆出自道家。世之言易者,率以是三者為先河,而不自知其陷于虛無,而流于他道也。惜哉!王伯厚言,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夫程子言《易》,初不知有先天,言道初不知有無極,此所以不為異端所惑,卓然在周、邵之上也?!保ㄒ娀輻潯兑诐h學》)肯定程頤之說超拔于群儒之上。至于陳摶的河圖、邵雍的河圖洛書之學和周敦頤的太極圖一樣,皆出于宋初盛行一時的道教,非儒家正統。又“伏羲四圖,皆出于邵氏,邵氏之學本之廬山老浮圖,見謝上蔡傳?!保ㄒ娀輻潯兑诐h學》)“老浮圖”指道教和佛教。這是站在儒家正統立場上對宋易圖書易和先天易進行批判?;輻濍m然推崇漢學,但不菲薄理學,以為“漢人經術,宋人理學,兼之者乃為大儒。荀卿稱周公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保ㄒ娀輻潯毒抨S筆記》)實際上他反對的是宋易中的圖書先天太極之說。

惠棟揚漢儒易學?;輻澮簧芯加跐h儒易學,而以虞翻世傳的《孟氏易》為主,又參以古文家荀爽、鄭玄所傳的《費氏易》,對漢易不加辨別,也不分今古,全盤繼承,為漢易復興的奠基人。其易學的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漢學》《易例》《易大義》《禘說》《明堂大道錄》《易大誼》等。從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從不同視角和層面復興漢易的努力。

《易漢學》是追考漢儒諸家易學之作。其書共八卷。包括孟長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干寶易附見),鄭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最后一卷是惠棟明證漢易之理,以辨正河圖、洛書、先天太極之學。四庫館臣評道:此書“采輯遺聞,鉤稽考證,使學者得略見漢儒之門徑,于易亦不為無功矣?!?

《易例》是廣搜漢人釋《易》體例之作。

惠棟所著《周易述》目錄列有《易微言》等六篇,只有《易微言》二卷,附于坤卷末,其余皆缺?!兑桌范響獮榱械牡谌N。其書旨在考究漢儒之傳,發明易之本例?!叭粭澯谥T經深窺古義,其所捃摭,大抵老師宿儒專門授受之微旨,一字一句,具有淵源,茍汰其蕪雜,存其菁英,因所錄而排比參稽之,猶可以見圣人作《易》之大綱,漢代傳經之崖略,正未可以殘闕少緒,竟棄其槁矣?!保ㄒ姟端膸烊珪偰俊肪?)《周易述》發揮漢儒之學,以荀爽、虞翻為主,參以鄭玄、宋咸、干寶諸家之說,皆能融會其義,自注自疏闡釋己義。對于《周易述》,四庫館臣這樣評道:“自從王弼易學盛行,漢易遂絕,宋元儒者,類以意見揣測,去古浸遠,中間言象數者,又岐為圖書之說,其書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圣之本者,故說經之家莫多于《易》與《春秋》,而《易》尤從雜。棟能一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底,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睂ζ渥胼嫕h易且自注自疏之功給予充分認可。

《易大誼》是發揮漢易思想之作,也即惠棟的《中庸注》。他斷言《中庸》為“仲尼微言也。子思傳其家學,著為此書,非明《易》不能通此書也?!薄兑状笳x》可視為《中庸》與《周易》互解之作。另有《明堂大道錄》和《禘說》,這兩部書與惠棟易學緊密相關,主要探討了明堂、禘與易的關系,可以說是其易學的具體運用。

惠棟易學的基本宗旨就在于恢復漢易傳統。他在論及復興漢易的理論依據時說:“六經定于孔子,毀于秦,傳于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書》二經猶存毛、鄭兩家?!洞呵铩窞槎攀纤鶃y,《尚書》為偽孔氏所亂,《易經》為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較同于賈、服,偽孔氏則雜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蓋實錄也。棟曾從王樸庵先生聞漢易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參眾說而為之傳。天崇之際,遭亂散佚,以其說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先君于是成《易說》六卷,又嘗欲別撰漢經師說《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棟趨庭之際,習聞余論,左右采獲,成書七卷,自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異流同源,其說略備。嗚呼!先君無祿,即世三年矣。以棟之不才,何敢輒議著述,然以四世之學,上承先漢,存什一于千百,庶后之思漢學者,猶知取證,且使吾子孫無忘舊業云?!保ㄒ娀輻潯兑诐h學》卷首)惠氏提倡漢易,主要是孟、京以來的象數之學和卦氣說,他也稱贊虞氏,“唯是易含萬象,所托多途,虞氏說經,獨見其大。故兼采之以廣其義?!保ㄒ娀輻潯吨芤资觥罚┰谒磥?,如果說王弼以來的《易》,受黃老之學的影響,那么宋易則是《易》外別傳了。

關于漢易的師承與傳遞,涉及今古文問題。今文的傳遞系統主要有施、孟、梁丘三家,皆受于田王孫。古文有費氏《易》。史稱“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被輻潖蜐h易重視文字考證??资稀吨芤渍x》據馬融、陸績之說,以爻辭為周公所作,與鄭玄說相異。其依據是明夷卦六五“箕子”,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皆文王之后事?;輻澕右员骜g。認為明夷卦六五“箕子”當從古文“其子”,“其”古音“亥”,亦作“萁”(草名)。劉向云“今《易》其子作荄茲,荀爽據以為說,讀萁子為荄茲。其與亥,子與茲,文異而音義同?;輻潖团d漢易以孟喜易為古文,說:“《說文》夕補引《易》曰:夕惕若夤。案許慎敘曰:其稱《易》孟氏,古文也。是古文《易》有夤字。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币悦鲜稀兑住窞楣盼?,虞翻傳之?;輻澮浴兑住方浾f都屬今文,而文字章句都是古文。王弼、韓康伯而后,多以俗字易古學,因而古訓淪亡。(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

惠棟復興漢易在當時的學界產生廣泛影響。一些學者給予正面肯定。王昶把惠棟尊為“儒林典型”。錢大昕說:“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庇终f:“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绷柰⒖罢f:“惠君生千余年后,奮然論著,專取荀、虞,旁及鄭氏、干氏九家等義,且據劉向之說以正班固之誤。蓋自東漢至今,未析之大疑,不傳之絕學,一旦皆疏其源而導其流,不可謂非豪杰之士也?!苯Q惠棟“年五十后,專心經術,尤邃于《易》,謂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雖漢猶有存者。自王弼興而漢學亡,幸傳其略于李鼎祚《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通貫其旨,乃撰《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為注,演其說為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復章矣?!保ㄒ娊秶瘽h學師承記》)

當時也有學者對惠棟易學提出批評。阮元在肯定惠棟易學成就的同時,則對其易學提出批評,如說“國朝之治《周易》者,未有過于征士惠棟者也,而其??庞晏美疃瘛吨芤准狻放c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為擅易,況師說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說于考證而已?!蓖跻J為惠棟尊漢脫離現實,泥古過勇,說:“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而識不高,心不細,見異于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标愬⒄f: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惠氏好改經字,自伸其說,卒之乖舛疊見,豈能掩盡天下之目哉!梁啟超稱惠棟及后學“功罪參半”。從這些評價中可以看出,惠棟復興漢易功不可沒,但在具體治《易》中確實存在著諸多缺陷,也就是說其易學廣博有余而精細不足。

如果說王昶、錢大昕、阮元、王引之、陳澧、梁啟超等重在宏觀上給予惠棟易學評價,那么江藩、李林松、孫星衍、李道平、張惠言、焦循等則以實際行動治《易》。江藩、李林松、孫星衍、李道平、張惠言、焦循之間也不盡相同。江藩和李林松側重在補惠棟未完之作《周易述》之缺,孫星衍、李道平則承惠棟遺緒闡揚李鼎祚《周易集解》,張惠言尤其推崇虞翻易,焦循則在尊漢易的基礎上,另辟蹊徑,創造出

獨具特色的易學。他們雖然有不同,但究其本是接緒惠棟,闡揚漢易,進一步發揚光大由惠棟開啟的復興漢易之風,并逐漸形成一股易學思潮。

總之,在漢易消沉千年后,惠棟舉起復興漢易大旗,開復興漢易之先河,在當時學界產生廣泛影響,并由此釀成一股漢易思潮,其功不可沒。但復興并非簡單的重復或復古,而是反本開新,這才是學術發展的正道。

我們再來看乾嘉學派的另一代表即皖派代表人物戴震。他是活躍在乾隆中葉學術舞臺上的一位杰出大師,繼惠棟之后,他與惠棟齊名而主持一時學術之風。

戴震,字東原,一字慎修,安徽休寧人。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4年1月19日),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終年54歲。休寧地處皖南山區,乏平原曠野,地少人多,一方山民每每“商賈東西,行營于外”。戴震早年家貧,一家生計仰仗其父弁販布四方維持,十歲始得入塾求學。惟聰穎敏慧,勤學善思,由精讀《說文解字》入手,漸及《爾雅》《方言》,乃至漢儒傳注、群經注疏,從而奠定堅實為學根底,走上訓詁治經以闡道的治學路徑。震晚年曾就此回憶道:“仆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于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保ㄒ姶髡稹洞髡鹑珪罚?

乾隆初年,婺源著名學者江永正以西席而深得程恂器重。永為一方大儒,學宗朱子,精于《三禮》及天文歷算、聲韻、輿地。乾隆五年,入程恂家館,完成歷學書七卷,計有《金水二星發微》《七政衍》《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等七種,旨在與梅文鼎遺說商榷。同年八月,永隨程氏入都,《三禮》館臣方苞、吳紱、杭世駿等,皆與之問學論難。翌年八月返皖,自九年至十二年間,江永皆執教程氏家館。

戴震既秉程恂之教,亦受江永為學影響,于乾隆九年至十二年間,相繼撰成《籌算》《六書論》《考工記圖》《轉語》諸書。尤以《考工記圖》最為程恂所重,乾隆十二、三年間,程恂曾向儒臣齊召南推薦,獲齊氏贊為“奇書”(見《紀曉嵐文集》)。

乾隆十四年,戴震學已粗成,以正致力的《大戴禮記》??备?,而與歙縣學人程瑤田定交。翌年,又經瑤田而交西溪汪氏叔侄。此后,震與諸友皆問學江永,成為江氏學術的追隨者。震尤為江永所喜,嘆為“敏不可及”。時值清廷詔舉經學特科,永以年逾古稀而辭薦,并致書戴震,表示“馳逐名場非素心”。十六年,戴震補為休寧縣學生,年已29歲。十七年,震應汪梧鳳聘,執教歙縣西溪汪氏家館。翌年,江永亦來西溪,應聘主持汪氏家館講席,于是汪氏一門學人及戴震、程瑤田等,皆得朝夕從永問業。

乾隆十九年,因與同族有權勢者發生墳地糾紛,戴震被迫負笈遠游,避仇入都。抵京之后,雖困于逆旅,但卻以所擅天文歷算、聲韻、訓詁和古代禮制諸學,廣交錢大昕、紀昀、王鳴盛、王昶、朱筠等新科進士,遂以天下奇才而聲重京師。錢大昕于此所記甚明:“戴先生震,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師,困于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目為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嘆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于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為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采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后與先生定交。于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保ㄒ婂X大昕《潛研堂文集》卷39)紀昀稱:“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為漢以降儒者所不能及?!保ㄒ姟都o曉嵐文集》)在京三年,戴震既播揚一己之學,反對“株守”成說,“信古而愚”,主張合“理義”、“制數”、“文章”為一以求道,亦不忘表彰江永學術。乾隆二十七年三月江永病逝,五月,戴震即為永撰行狀,以供他日史館采擇。文中,記此時史事云:“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歷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為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經綱目》也?!保ㄒ姶髡稹稏|原文集》)晚年的江永,則以戴震的“盛年博學”而引為同志,據稱:“余既為《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分古韻為十三部,于韻學不無小補?!保ㄒ姸斡癫谩洞鳀|原先生年譜》)

乾隆二十二年冬,戴震離京南還,途經揚州。此時的揚州,正值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駐節,見曾擅詩,雅好經史,一時江南名儒多集于其幕府,南來北往的學術俊彥,亦每每出入其間。戴震抵揚,恰逢大儒惠棟、沈大成主盧幕西席,助見曾輯刻《雅雨堂藏書》,以表彰東漢經師鄭玄學說。此后二三年間,戴震皆客居于盧見曾幕。面對飽學務實的前輩大儒,戴震為宗法漢代經師的風氣習染,與先前在京中俯視一輩新科進士,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惠棟長戴震27歲,乾隆十九年即入盧氏幕府,最稱前輩,影響盧氏及一方學術亦最深。戴震與惠棟在揚州的相處,雖不過短短數月,但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于其爾后為學,留下了頗深的影響。其大要有三:

首先,推崇鄭玄學說,抨擊宋明經學為“鑿空”。戴震認為,宋明以降,經學的積弊就在“鑿空”二字。他說:“鄭之《三禮》《詩箋》僅存,后儒淺陋,不足知其貫穿群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蕪,于是競相鑿空?!贝髡鹧鼗輻澯栐b治經、興復古學的主張而進,對鄭學做出界定,指出:“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歧為異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保ā洞髡稹稏|原文集》)

其次,繼承惠棟遺愿,引沈大成為忘年友,致力于古學復興。沈大成少惠棟3歲,邃于經史,通古知今,為惠棟興復古學事業的志同道合者?;輻澤?,為大成《學福齋集》撰序?;輻澒适?,沈大成與戴震在盧見曾幕府朝夕共處。大成喜震乃“耆古之士”,乾隆二十五年夏,約震復校何焯校本《水經注》。大成有校記云:“庚辰初夏,從吾友吳中朱文!奐借何義門校本,復校于廣陵。同觀者休寧戴東原震,亦耆古之士也?!保ㄒ姉顟邸稏|原年譜訂補》)戴震則以得前輩師長的護愛而感念不忘,欣然撰文,尊沈大成為“卓然儒者”。之后,戴震北游,闊別有年。乾隆三十六年,沈大成文集重行纂輯,大成二千里馳書,囑震為文集撰序。戴震如約成文,文中重申:“先生之學,于漢經師授受欲絕未絕之傳,其知之也獨深?!币虼?,他認為文章無非沈大成為學的緒余,可傳者則是由小學故訓入手的治經之道。

再次,弘揚惠棟學術,提出“故訓明則古經明”的著名主張。乾隆三十年,戴震客游蘇州,曾撰《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文,以紀念亡友惠棟。文中,震于惠棟學術推崇備至,有云:“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埋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后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就,于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窺測先生涯?!闭窃谶@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棟訓詁治經的傳統,提出了“故訓明則古經明”的著名主張。

在乾隆中葉的學術界,戴震之所以能與經學大師惠棟齊名,其根本原因不僅在于他能融惠學為己有,而且還因為他進一步把惠學與典章制度的考究及義理之學的講求相結合,從而發展了惠學。正是由此出發,戴震對惠棟學術做出了創造性的解釋,指出:賢人圣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歧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為?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見《東原文集》卷11)

乾隆三十四年,戴震為惠棟弟子余蕭客所著《古經解鉤沉》撰序,重申前說,系統地昭示了訓詁治經以明道的為學宗旨。既然宋明數百年的鑿空治經不可取,那么正確途徑又當若何?依戴震之見,就當取漢儒訓詁治經之法,從文字、語言入手,他的結論是: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圣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見戴震《東原文集》卷10)

從惠學到戴學,有繼承,更有發展。戴學之繼承惠學者,為訓詁治經的傳統。這一傳統導源于清初顧炎武的“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見顧炎武《亭林文集》)至惠棟而門墻確立?;輻澯诖擞性疲骸皾h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于學官,與經并行。五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保ㄒ姶髡稹端裳挛拟n》)戴震一脈相承,播揚南北,遂成乾嘉學派為學的不二法門。離開文字訓詁,乾嘉學派將失去其依托。然而,戴學之可貴處則在于發展了惠學,它并不以諸經訓詁自限,而只是以之為手段,去探求《六經》蘊含的義理,通經以明道。因此,在《古經解鉤沉序》篇末,戴震指出:“今仲林得稽古之學于其鄉惠君定宇,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不僅在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或庶幾也?!保ㄒ姶髡稹稏|原文集》)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戴震奉召抵京,預修《四庫全書》。書館初開,意在自《永樂大典》中輯錄散佚古籍,震獲授??薄队罉反蟮洹纷胄藜娣中9?。震??薄端涀ⅰ芬褮v多年,自上年起即在浙東刊刻自定《水經注》,未及四分之一,因奉調入京而中輟。入館修書,有《永樂大典》可據,校訂《水經注》遂成駕輕就熟的第一件工作。同時,則根據其為學所長,分任天文、算法、小學、方言、禮制諸書的輯錄。是年十月三十日,戴震致書遠在蜀中的段玉裁,告以抵京數月所為,有云:“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于《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于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佚而存于是者,足寶貴也?!保ㄒ姟洞髡鹑珪罚v時年余,震?!端涀ⅰ贰毒耪滤阈g》《五經算術》諸書相繼完成。

自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入《四庫全書》館,迄于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五年之間,經戴震之手輯錄校訂的古籍,凡16種,計為:《水經注》《九章算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儀禮識誤》《儀禮釋宮》《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齋中庸講義》《大戴禮》《方言》。戴震之于《四庫全書》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戴震一生著述甚富,由早年著《考工記圖》《句股割圓記》《屈原賦注》諸書始,迄于晚年成《孟子字義疏證》,多達30余種、一百余卷。其中,尤以《孟子字義疏證》最成體系,亦最能反映著者一生的學術追求。正如戴震逝世前一月所自言:“仆生平論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保ㄒ姟洞髡鹑珪罚?

關于戴震的畢生學術追求,他曾經對其弟子段玉裁講過這樣的話:“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為轎中人也?!边@就是說,文字音韻、訓詁考證以及天文歷算等等,無非戴震為學的工具而已,他的根本追求則別有所在。至于這一追求之具體目標,用戴震的話來說,就是求之《六經》、孔孟以聞道,而聞道的途徑只有一條,即故訓,所以他說:“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

戴震的此一為學宗旨,發軔于早年在徽州問學程恂、江永,確立于中年在揚州與惠棟相識之后。從此,他便開始致力于《六經》理義的闡發。由至遲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三篇始,中經乾隆三十一年擴充為《原善》三章,再于乾隆三十七年前后修訂,相繼增補為《孟子私淑錄》《緒言》各三卷。爾后再集諸書精萃,刪繁就簡,區分類聚,終于在乾隆四十二年逝世前,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義疏證》。

《孟子字義疏證》凡三卷,卷上釋理,卷中釋天道、性,卷下釋才、道、仁義禮智、誠、權。全書以文字訓詁的方式,就宋明理學家在闡發孟子學說中所論究的上述諸范疇,集中進行探本溯源。尤以對程頤、朱熹等理學大師學術主張的針砭,形成了具有鮮明個性的思想體系。

理與氣的關系,這是宋明數百年理學家反復論究的一個根本問題。入清以后,迄于戴震的時代,理學中人重復前哲論究,陳陳相因,依然如故。就這一論究的終極目的而言,它所要解決的,是世界的本原問題。在這個根本的問題上,戴震不贊成朱子“理先氣后”的主張,尤其反對把“理”界定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睹献幼至x疏證》從對理的集中詮釋入手,以朱子學說為排擊目標,提出了有力的辯詰。

戴震認為,理字的本義很平實,并非如宋儒所說出自上天的賦予,而是可以在事物中把握的條理。他稱引漢儒鄭玄、許慎“理,分也”的解釋以證成己說,指出:“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文理(亦曰文縷,理、縷,語之轉耳);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边@就是說,歸根結蒂,所謂理就是事物的條理。他進而把理和情結合起來,加以解釋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贝髡鸬慕Y論是:“茍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币虼?,他否定以一己的意見為轉移的私理,主張在事物中求條理。他說:“物者事也,語其事,不出乎日用飲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賢所謂理也?!边@樣,戴震通過對儒家經典中“理”字本來意義的還原,把理從“得于天”的玄談召喚到現實的人世。沿著這樣的邏輯程序走下去,“理在事中”、“理在情中”的命題,則已呼之欲出。

天理、人欲關系的辨證,這是《孟子字義疏證》全書的論究核心,也是戴震思想最為成熟的形態。雖然這一思想在他早先撰寫《原善》時即已萌芽,但是作為一種完整的系統思想提出,則是由《孟子字義疏證》來完成的。

在宋明理學的精致體系中,天理是最高的哲學范疇。理學家將傳統的綱常倫理本體化,使之成為至高無上的天理,用以主宰天下的萬事萬物。在他們看來,與之相對而存在的,便是萬惡之源的人欲,因此必須竭盡全力加以遏制。于是“存天理,滅人欲”遂成宋明數百年理學中人標榜的信條。入清以后,經過康熙后期確立朱子學獨尊的格局,到戴震的時代,已是“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戴震對此深惡痛絕,為了正人心,救風俗,他與之針鋒相對,在《孟子字義疏證》中,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欲一本論。
   如同對理氣之辨的探討一樣,在理欲觀的論證上,戴震也采取了由訓詁字義入手的方法。根據以情釋理的一貫思想,他對天理的詮釋也絲毫沒有離開情。他說:“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人之情,而無不得其平是也?!庇终f:“情得其平,是為好惡之節,是為依乎天理?!边@就是說,談天理不能與人情對立,天理就在人情之中。戴震認為,這才是天理的原始界說。用他的話來說,就叫做:“古人所謂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謂天理者矣?!憋@然,這同宋儒所說的天理就不是一回事情了。至于人欲,戴震同樣沒有如理學家那樣視若洪水猛獸,他反復稱引《詩經》“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禮記》“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儒家經典中語,以論證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來,人欲并不可怕,也不存在有無的問題,關鍵只是在于節制與否。所以他說:“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可謂之非天理乎!”也就是說,只要能以情為尺度加以節制,那么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之中。

至此,天理、人欲的鴻溝,在戴震的筆下頓然填平,宋儒“截然分理欲為二”的天理、人欲之辨,也就理所當然地應予否定。于是戴震“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欲一本論便宣告完成。他的結論是:“凡事為皆有于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后有為,有為而歸于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戴震進而指出,宋儒所喋喋不休的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是為禍天下的理論根源。因此他斷

言: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為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欺偽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哉!

《孟子字義疏證》的批判精神,絕不僅僅在于與朱熹立異,它還表現為對當權者“以理殺人”黑暗現狀的不滿和抨擊。應當說這才是戴震著述的最終落腳之點?!睹献幼至x疏證》于此有過一段集中表述: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于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

這樣的社會政治格局,在戴震看來,同樣不能再繼續下去。因此,他在書中提出了“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張,憧憬“與民同樂”;“省刑罰,薄稅斂”;“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的“王道”。戴震的政治思想,雖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學說,但是它在乾隆中葉的問世,實質上正是清王朝盛極而衰現實的折射,蘊涵于其間的社會意義是不當低估的。

作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中的理性思維,既是嚴峻社會現實的反映,也預示著深刻的社會危機已經來臨。然而這種盛世危言,在戴震生前不僅沒有引起共鳴,反而招致非議,甚至“橫肆罵詈”。以進士而事佛學的彭紹升,讀《孟子字義疏證》后,專為致書戴震,指斥該書勢將“使人逐物而遺則,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細”。(見彭紹升《二林居集》)戴震接信,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抱病復書駁詰,表明學術旨趣與彭氏“盡異,無毫發之同”。重申正是因為宋儒淆亂《六經》、孔、孟之道,“不得已而有《疏證》之作”。戴震去世后,其同郡后學洪榜為他撰寫行狀,文中全錄答彭紹升書。翰林院編修朱筠見之,竟稱:“可不必載,戴氏可傳者不在此”。(見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一如朱筠的曲解戴學,戴震的生前友好,諸如錢大昕、王昶等,為他撰寫的紀念文字,也對《孟子字義疏證》的學術價值不置一詞。私淑戴震的凌廷堪撰《東原先生事略狀》,雖然肯定《疏證》為“至道之書”,但卻以“其書具在,俟后人之定論云爾”,回避做具體的評價。就連戴震的高足段玉裁,對《疏證》精義也若明若暗,當他著《戴東原先生年譜》時,竟然把該書的成書時間誤植于乾隆三十一年?!睹献幼至x疏證》在當時的遭遇,以及一時學術界的好惡,于此可見一斑。

戴震崛起,正值乾隆中葉漢學大興。他試圖以《孟子字義疏證》去開創一種通過訓詁以明義理的新學風。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復興古學為己志的漢學方興未艾,學術界沉溺于經史考據之中,如醉如癡,無法自拔。風氣既成,要想扭轉它,亦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更非個人意志所能轉移。何況訓詁之與義理,規律各異,不可取代。戴震所示范的訓詁方法,并非探討義理之學的必由之路。加以清廷文化專制的沉重制約,要企求知識界改弦易轍,實在是不實際的一廂情愿而已。因此,在戴震生前,他的《孟子字義疏證》罕有共鳴。他逝世之后,其文字訓詁、天文歷算、典章制度諸學,得段玉裁、王念孫、孔廣森、任大椿諸弟子張大而越闡越密,唯獨其義理之學則無形萎縮,繼響乏人。直到嘉慶間焦循脫穎而出,以《讀書三十二贊》對《孟子字義疏證》加以表彰,并稱引其說于所著《孟子正義》中,始肯定戴震“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屬,專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見焦循《雕菰樓集》卷7)不過,此時與戴震辭世相去近40年,時移勢易,學風將變,顯然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惠棟、戴震之外,還有很多代表人物,如焦循、阮元、章學誠等。他們的治學主張有很多一致性,但又各有區別。焦循對“理”的解釋與惠棟、戴震等人的觀點不同,焦循認為,人們對社會生活中的現象的認識仿佛是各執一詞在訴訟,“此告之,彼告之,各持一理嘵嘵不已,為之解者若直論其是非,彼此必皆不服?!庇捎凇袄怼辈⒉皇且惶卓梢宰裱囊巹t,因此高調的道德原則“并不見得能夠清理秩序,反而引起爭端和混亂”。焦循認為,人性并不等于“理”,僅憑人性的善惡無法維持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飲食男女,則人人同此心,故論性善,徒持高妙之說,則不可定?!保ㄒ娊寡兜褫詷羌罚┯秩缯聦W誠因其特殊經歷,一生走南闖北,交友甚廣,與戴震、邵晉涵、洪亮吉、周永年、汪輝祖等學者都有交往,為章學誠評論他們的學術短長創造了條件。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論斷的同時,對戴震等人的學說進行了批判。其著《文史通義》代表了他的學術成就,自稱,“性命之文,盡于《通義》一書?!倍钤鞒志幾氲摹痘是褰浗狻?,將清代前期主要經學著作匯集成編,對乾嘉學派及其學術作了一次全面的總結。

可以看出,無論惠棟、戴震,還是焦循、章學誠、阮元等學者雖學術觀點、思想觀念、治學方法不盡相同,但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獨特的學說,為豐富乾嘉學派的思想體系均做出了程度不同的貢獻。

(作者系滄州紀曉嵐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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